在曹雪芹的《红楼梦》[1]中，第五十二回薛宝琴所述“真真国女孩诗”有些另类。第一，这是演义中独逐一首番邦东说念主的中国诗；第二，这是演义中独一莫得题贪图代言东说念主物诗；第三云开体育，这是演义中独一由他东说念主转述而非本东说念主即时写稿的诗；第四，这是一首内容“写汉”但解释纷繁且歧义甚大的诗。通盘这些，都使得此诗蒙上一层迷雾。
拨开迷雾的独一门径，是走近此诗的真确作家曹雪芹，而不是转述者迷雾般的薛宝琴。薛宝琴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写实与隐喻二重性的东说念主物，笔者此处不拟权术。“真真国女孩诗”全文如下：
这首诗解读纷繁。主要有以下诸说：
1，“想故明”说；2，“自况过去”说；3，赞赏飘荡羁旅说；4，隐括全书说。
“想故明说”云：“朱楼影明。水国影清，‘岛云’句疑谓朱生效（按：即郑生效）在台湾，‘岚气’疑指吴三桂入湘。五句疑谓山河依旧，六句疑为忧乐不同。末二句感时怀古，说出隐衷。疑国初有藩属想故明者，故下文有‘竟比咱们中国东说念主还强’之语。”[2]
“自况过去说”云：“全诗说我方憔悴流荡于潸潸烟岚障翳着的海岛水国，昨日红楼生存已成梦幻，目下只可独自对月讴颂，忆昔抚今，不堪伤悼。这客不雅上即是宝琴将来的自况。”[3]
“飘荡羁旅说”云：“这首诗分明充满对抛妻弃子、飘荡羁旅生存的赞赏和对昔日茂盛荣耀的丧祭，本体当是宝琴假托真真国女孩在吐露我方的心迹，隐寓她我方过去的运道。”[4]
“隐括全书”说谓：“此诗辞旨千里郁，意境宏丽，有唐东说念主诗风。乃借泰西女子之口隐括全书，咨嗟红楼一梦良晌即醒也。”[5]
《红楼梦》的诗作，除了第一趟“石头”题诗和“曹雪芹题诗”为作家自言，以及个别“有诗为证”实为作家所写之外，其他险些都是在演义情节中曹雪芹为东说念主物代言诗。
但无论书中的诗作家为谁，都要盲从“诗言志”的写稿原则，即是表达东说念主物情志的体裁景色，因而必须合适脸色表达的“事体理由”。
即使在以后的情节发展中，有些诗句可能被应验，似乎是对过去的预言，也应该符合践诺或幻想逻辑，如《葬花吟》“一旦春尽朱颜老，花落东说念主一火两不知”之类“似谶似真”的诗句。
在演义第五十二回情节里，宝琴此诗，并非己作，而是她转述真真国女孩之作，也即是曹雪芹代真真国女孩之作，应该表达的是真真国女孩的情志。
说宝琴此诗“自况过去”，或者“隐括全书”，显著都不符合“诗言志”的律例性旨趣。宝琴过去归宿情节中并无任何示意，也不是她我方的诗，如何约略“自况过去”呢?明明是活着东说念主聚会的写实场景里，宝琴转述真真国女孩的诗，如何约略“借泰西女子之口隐括全书”呢？两说似可抵赖。
“想故明”说和“羁旅飘荡”说的共同点都是怀旧，若干约略在诗境中找到依据。但“想故明”说，每句都落实鼎革时期史事，过于粘滞，况且曹雪芹写稿时也曾入清百年，说还有“藩属想故明者”，也不符践诺事理。何况作家是一位黄发泰西女子，她凭什么要“想故明”？
“赞赏飘荡羁旅”说似乎符合诗境，但宝琴所叙的真真国女孩子衣饰“镶金嵌宝”，一片荣华征象，又有什么抛妻弃子的苦处，有什么“昨夜朱楼梦”值得丧祭呢？可见，此说也不成诞生。
上述诸说的问题，是都离开了所代言作家“诗言志”的事理。要寻求正确解读，必须回到“言志”的路上来。
要准确把捏诗歌语义，必须从写稿语境启程。这首诗的写稿语境，宝琴说得很明晰：
我八岁时节，跟我父亲到西海沿子上买舶来品。谁知有个真真国的女孩子，才十五岁。那脸面就和那泰西画上的好意思东说念主相似，也披着黄头发，打着联垂，满头戴的都是珊瑚、猫儿眼、祖母绿这些坚持，身上一稔金丝织的锁子甲洋棉袄袖，戴着倭刀，亦然镶金嵌宝的，简直画儿上的也没他好意思瞻念。
有东说念主说他通中国的诗书，会讲五经，能作诗填词，因此我父亲央了一位通事官，烦他写了一张纸，就写的是他作念的诗。
明末清初，跟着买卖增长和宣道士东来，中西文化接头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曹雪芹的祖辈曹寅李煦都参与其中。《红楼梦》中对此也有响应，如贾府的泰西器物，以及王熙凤自述王家处置所谓“纳贡”战争等。
薛宝琴则是年青一代中因侍从父亲做生意在沿海和国内有较丰富经验的独一女性。十首怀古诗，可见在内地的踪影；真真国女孩，则是沿海所见。她的叙述，折射出了其时的中西国际买卖情景。
从康熙回复台湾后（1684）灵通海禁，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严厉管控，八十余年，国际买卖得回一定发展。其间因惦记汉东说念主聚会南洋反清，曾发布《南洋禁海令》，但未禁中西，这可能亦然宝琴不提南洋而只说“西海沿子”“泰西好意思东说念主”的原因。
对于“假语村言”，天然莫得考据落实的必要。王蒙先生觉得：“宝琴的出现给读者翻开了一面窗子，令读者猜测大不雅园外还有深广的宇宙。”
对于泰西好意思东说念主装潢，他臆测为印象与遐想的团结：
披着黄头发，像欧洲尤其是北欧，头发打着联垂，像非洲；满头珠宝，像是中东中亚；归正咱们从这个真真国的女孩子身上可以看到番邦，可以看到宇宙，看到一种叫作念泰西景的东西。[6]
宝琴的描叙显著有夸饰，但有真实内核。她见过“泰西画”即油画，惊异于油画对女性好意思良好描述的水平，惊异于洋女的灿艳可能是真实的，因为传统中国东说念主物画很难写实；最进击的是，她告诉寰球，这是一位爱好仰慕中汉文化的番邦女子。她对中汉文化的收受，包括以诗书五经为代表的汉文化传统，以作诗填词为代表的汉体裁传统，薛宝琴还得回了她手写的汉语五言律诗。
笔墨是漂后的进击标识。能写汉语近体诗，可见对汉文化的掌捏熟悉程度。应该说，这首诗即是阐扬真真国女孩对中汉文化的至意脸色的。这才是宝琴所叙泰西女子的“诗言志”，亦然曹雪芹用“真真国”定名其国并为之代言的原因。
这首泰西女子手写的五律莫得标题。这是《红楼梦》中独一无标题代言诗。
早期古诗原无标题，如《诗经》、《古诗十九首》，但闇练的格律诗都是有题的，《无题》诗亦然题。点题贴题都是写诗基本条件。此诗为何无题，也无须《无题》，曹雪芹是否专诚留白，不成妄测。
不外，构想完好，意境宏阔，照实写得可以。首联“昨夜朱楼梦，今宵水国吟”，似乎写路径，本体隐含明（朱楼）清（水国）兴一火历史，但并无凄怆脸色，这就抵赖了“悼明”说。
颔联“岛云蒸大海，岚气接森林”分写海陆之景，似乎承曹操《不雅沧海》“东临碣石，以不雅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直立”而来，但曹操是陆地视角，“岛云”却是海中视角，照实有海上征象。有东说念主视此“岛”为“台湾”，不为荒唐，不外无意与郑氏据台磋商。
颈联“月本无今古，情缘自深浅”，是磋议景情，本体上波及对“天”“东说念主”关系的清楚，意境十分英俊汜博。可以说，前六句分写中华历史（一火、兴），地域（海、陆），文化（天、东说念主），具有高度玄虚性，但脸色含而不露，尾联才只言片语，班师表达她对这块所爱好的地盘运道的关注：“汉南春绝难一见，焉得不关心？”
这里借用庾信的《枯树赋》“昔年移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斯，东说念主缘何堪！”所用典故是东晋桓温故事，《世说新语·谈话》载：“桓公北伐，经金城。见前为琅琊时种柳，王人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斯，东说念主缘何堪!’攀枝执条，泫然哽噎。”
“金城”其简直江南，并不在汉南。[7]“春绝难一见”是春天好意思景，“晴川绝难一见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崔颢)此诗却是以景喻东说念主喻事，以“汉南”代指中华地面，表达对中国好意思好生存的蔼然愿望。尾团结意，这应该即是“真真国女孩”诗的主旨。
真真国女子虽然穿戴民族衣饰，却莫得效诗描述我方的民族国度，也莫得写别国忻悦，而是从历史地域文化的宏阔视线至意“关心”中国地面的运道。恰是这种情谊的表达，引起了共识，得回了寰球的一致赞赏：“竟比咱们中国东说念主的还强。”
从性质说，“真真国女孩诗”如同《葬花吟》等相似，是曹雪芹的东说念主物代言诗。不外这个东说念主物比拟稀零，是宝琴所述的一位爱好以汉文化为代表的中汉文化的泰西女子。
但恰是在这少许上，它与作家曹雪芹的内心产生了高度的契合，使它成为一首代言与自言交融的极品。也即是说，它既阐扬了一位番邦女子对中汉文化的仰慕，也融入了曹雪芹本东说念主的民族顽强和脸色。
由于宝琴所叙这位“十五岁”的真真国泰西女子多“假语村言”的夸饰要素，因此，所谓“真真国女孩诗”本体上可以看作作家曹雪芹的“借他东说念主羽觞，浇我方块垒”的夫子自说念。
在这里，有必要强调“汉”的四肢多义语词的标记功能，被曹雪芹阐发尽致。“汉”本是水名，至“汉朝”为国名，至“汉东说念主”为族名，这一变化与华夏华夏古民族的历史运道味息磋商，临了成为华夏漂后即中汉漂后的主体文化标记。[8]
《探骊：从写情回目解味红楼梦》，刘上生著，浙江古籍出书社2019年4月版。
这首诗中其实出现了“明”“清”“汉”三个磋商标记，但“明”“清”四肢朝代标记是隐含在诗句中的，唯有兼有地域、族类和文化标记内涵的“汉”突显出来。
从地域意旨说，“汉南”来自《枯树赋》用典，“汉南”代指江南，“依依汉南”，本是羁留朔方政权的南梁汉臣庾信丧祭祖国故土之情。曹雪芹为洋女代言“汉南春绝难一见，焉得不关心？”，本体表达的是在江南生存了四代近六十年的包衣曹家和渡过了幼少年时期的曹雪芹本东说念主对江南故土和汉民族生存圈的丧祭。
包衣曹家祖籍辽阳，“从龙入关”，但所作并无片语关异域想。而“秦淮风月忆茂盛”“秦淮旧梦东说念主犹在”等诗句，却标明敦敏、敦诚手足十分了解好友曹雪芹把江南视为故土故我的情谊。[9]
《红楼梦》贾、史、王、薛“四大贵族家眷”以及隐射曹家的“江南甄家”，“金陵十二钗”簿册女性悲催，都以江南为原籍。通盘这些，都证据曹雪芹借洋女表达的“关心”“汉南”即江南之情，不在祖籍乡关，而在视为故土的民族本根。
《红楼梦》一直用真假（甄贾）手法，唯独这首诗是“真真”国东说念主作念的，其意乃强调此诗脸色委托之“真”。四肢内政府正白旗包衣汉东说念主的曹雪芹对我方的民族文化之根有一种执着爱好之情。
“真真国女孩诗”以“汉南”代“中国”，曹雪芹以“汉南”代“江南”，以“汉地”代“汉东说念主”，以“怀汉”写民族之情，这是在满清王朝时期满汉交融却又旗民分别时期，汉民族文化本根心结的深千里委托和奥妙披露。
作家紧接着描述，这种泰西女子的“关心”汉地的脸色，得回的浓烈反应是：“世东说念主听了，都说念：‘难为他，竟比咱们中国东说念主还强。’”把包含旗汉在内的收受者“中国东说念主”与四肢族类，文化与地域标记的“汉”磋商共情，“汉”与“中国”透顶重复，这在满清总揽下的“大清”王朝下，天然宅心很深。
历经百年总揽，康乾时期，满清总揽者也曾自发招供“中国”了。乾隆就明确律例：“夫对远东说念主颂述朝廷，或称天朝，或称中国，乃一定之理。”（《骄傲宗实录》卷784）曹雪芹则专诚高出汉（文化）在中国（华夏漂后与王朝政权一体）的主体地位。
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历史华夏漂后不因种族打破王朝兴一火而中断，“关心”和看管主体汉文化，恰是入旗的包衣汉东说念主曹雪芹的脸色血肉和自发工作担当。
有名文史学家葛兆光叙述“中国”四肢民族共同体的酿成时，神圣指出：
在文化意旨上，中国事一个特地自如的“文化共同体”。它四肢“中国”这个“国度”的基础，尤其在汉族中国的中心区域，是相对表示和自如的。经过“车同轨，一轨同风、行同伦”的漂后鼓舞之后的中国，具有文化上的招供，也具有相对表示的吞并性。……
历史上的漂后鼓舞和政事处置，使得这一以汉族为中心漂后空间和不雅念宇宙，经过学问化、轨制化和习气化，逐渐从中心到边际，从城市到乡村、从表层到基层膨大，至少在宋代起，也曾逐渐地酿成了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本体的，而不是“遐想的”。[10]
曹雪芹的清楚，达到了与历史趋势一致的高点。
通过以上分析，咱们可以得出一个论断：作家代言书中东说念主物薛宝琴转述的所谓“真真国女孩诗”，本体上乃是曹雪芹借洋女爱中之意，写我方的旗东说念主怀汉之情，表达了包衣曹家和作家曹雪芹本东说念主的汉民族本根情结。
然则，门径路并与作家共情并拦阻易。“悼明论”者虽然感受到了曹雪芹和包衣曹家的民族顽强，却把它归结为对一姓一旦的诚意，这是昭彰的扭曲和矮化。“满化论”者则单方面强调旗东说念主的满化影响，看不到或者抵赖曹雪芹和包衣曹家对民族本根的信守，也抵赖了满清王朝和旗东说念主收受汉文化的历史事实，是另一个主义的扭曲和矮化。这两种不实不雅点的共同之处，则是无视满汉交融于汉文化为主体的中汉文化的历史程度。
至至当天视点，天然瀽瓴高屋，但也不成脱离时期与作品本体，以至影响与作家共情。有东说念主从宝琴所叙“真真国的女孩子”看到国东说念主的保守和无礼心态：
……最佳的对于宇宙对于番邦的清楚也不外是有一些泰西景，文化照旧得听华夏的。是以泰西景上的女孩子东说念主长得装饰得再好再好意思，文化上唯有唯华夏文化的言听计从，那时的东说念主们无法遐想华夏之外另有文化。阅者不妨自有所感，未与曹雪芹共情，反失其真意。真真国女孩子喜爱仰慕中汉文化，善意地“关心”这块地盘和东说念主民，何曾“言听计从”地盲目珍摄？
古代中汉文化天然有保守过期的一面，但也有悠久深厚确令外东说念主仰慕的一面。特地是中西接头初期，从宣道士和番邦商旅传回本国的诸多正面信息，从法国发蒙想想家伏尔泰、莱布尼茨，德国体裁民众歌德等对中国文化的梦想化磋议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印象。宝琴所见真真国女孩对中汉文化的爱好，也恰是阿谁时期这一方面情况的真实响应。
何况“西学东渐”以来，一些先进的国东说念主也曾运转清楚到中国之外的宇宙，包括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说“那时的东说念主们无法遐想华夏之外另有文化”，也有失偏颇。今天的想想史家也曾把十六世纪以后的中国视为想想史的一个新的时期了。[11]
曹雪芹借“真真国女孩诗”披露的对汉文化本根的信守，对中酬酢流的善意作风，符合中华英才利益，安妥中汉文化的历史程度。“写汉”是曹雪芹表达民族脸色的进击用笔，天然并非《红楼梦》的主旨，要正确阐释研究。咱们唯有走近曹雪芹，能力真确走进《红楼梦》。
重视：
[1] 本文所引《红楼梦》原文，均据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红楼梦》，东说念主民体裁出书社2008年版，
[2] 苗怀明整理《王伯沆批校<红楼梦>》（二），南京大学出书社2008年版，715-716页。
[3] 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重视》，当代老师出书社，2012年版，233页。
[4] 李希凡冯其庸主编《红楼梦大辞典》，文化艺术出书社，260-261页。
[5] 张俊、沈治钧《新批校注红楼梦》（二），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942页。
[6] 王蒙《王蒙谈红说事》，北京出书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书社2011年版，201页
[7] 徐震堮著《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64页。
[8] 参见贾敬颜《汉东说念主考》，《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
[9] 参见一粟编《古典体裁研究而已汇编红楼梦卷》，中华书局1963年版，1、6、7页。
[10]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磋商“中国”的历史叙述》，中华书局2011年版，32页。
[11] 参见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想想与信仰：中国想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书社2000年版，第三版，439-5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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